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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航》--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追踪(二)

发布时间:2012-09-06 16:58    来源:海军政治部宣传部    作者:黄传会

第二章

海军司令租船

说到新中国海军初建时的尴尬状况,往往要举这个象征性的例子:当年肖劲光司令员到刘公岛视察,海军连条交通艇都派不出,还是向老百姓租的渔船。

此事,在《肖劲光回忆录》中,确有记载:“我从长沙来到北京,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不得不在旅馆歇宿。两个月后,我到了威海,要过海到刘公岛去察看,但是没有船,只好向当地渔民租了一条小船。渔民说:‘你是个海军司令员,还要租我们的渔船!’这话对我刺激很大,可当时有什么办法呢?我这个海军司令,真是两手空空啊!”

我们可以将历史再往前推进一段。当肖劲光奉命组建军委海军时,华东军区海军已经组建半年多。这是人民海军的第一支部队张爱萍在负责组建这支部队时,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历尽艰辛。

1949年3月,国共两军在长江两岸摆出了最后决战的阵势。蒋介石在做最后的挣扎,他将壁垒森严的长江防线划分成两个战区:在江西省湖口以西,有白崇禧指挥的40个师,计兵力二十五万人;湖口以东,直至江南辽阔的区域,是汤恩伯的75个师,计有兵力四十五万人。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陈兵于长江北岸五百公里战线上,构成了向江南全面进攻的强大态势。

原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结束了在苏联的养伤回国。在大连停留时,他曾通过大连党的组织向华东局报告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他已经痊愈了,渴望立即上战场。由于迟迟没有回音,他等不及了,途经天津时,从军管会主任黄克诚那里弄了一辆美式吉普车,自己驾驶,日夜兼程,3月25日,赶到安徽蚌埠三野司令部驻地。

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看到风尘仆仆、英姿勃勃的张爱萍,十分高兴,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了他。

“军长,给任务吧!” 张爱萍仍然用新四军时期的习惯称呼陈毅。

二十四年前,陈毅带兵打到张爱萍的老家四川达县罗江口。那时,张爱萍只有十五岁,他拉着陈毅的衣袖苦苦要求参军。望着这个细挑个儿、一双眼睛透出机灵气的川娃子,陈毅被他的执著和热切打动了,将张爱萍带上了革命道路。

1929年,张爱萍赴上海从事地下党组织工作。1931年,调任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秘书长。1933年,被任命为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长。长征中,张爱萍率11团血战娄山关、巧渡北盘江、翻越夹金山。1935年12月,调任红一方面军骑兵团政委,转战于榆林、定边地区,配合红军主力东征。抗战时期,张爱萍任八路军第5纵队第3支队司令员,率部东进苏北,增援渡江北上的新四军。后南下的八路军编入新四军,张爱萍改任新四军第3师第9旅旅长。1944年9月11日,新四军第4师师长彭雪枫在战斗中牺牲,中共中央调张爱萍为第4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抗战胜利后,张爱萍被任命为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第9纵队司令员。12月上旬,他作为破击津浦铁路线顽军的前线总指挥,率领部队奔赴远方,途中不幸头部受伤,昏迷不醒,后被组织送往苏联疗伤。

陈毅关切地询问了张爱萍的身体情况后,说:“军委已经来了电报,任命你为总前委委员,留在总前委帮助工作。”

不久,又传来了新的指令,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急需配备一批外交官,张爱萍有文化,又吃过洋面包,拟调任驻外使节。张爱萍正准备进京参加培训时,陈毅又找来了,告诉他:“你走不了了。刚刚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军委决定,东北建空军,华东建海军,任命你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立即着手组建海军。”

张爱萍不由得瞪大了眼睛,说了声“我可干不了”。

陈毅笑了,“这可是彭老总建议,毛主席批准的,你干不了谁还能干得了?”

张爱萍说:“我是个‘旱鸭子’,连游泳都不会,怎么去指挥海军?”

陈毅幽默地说:“现在就是要把‘旱鸭子’赶下水,‘水鸭子’也是由‘旱鸭子’变成的嘛!”

张爱萍又问了句:“去海军怎么个干法,军长?”

陈毅摆了摆手,说:“这个莫问我,

你张爱萍是个聪明人,到时候你自己就会干了……”

4月23日,我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南京解放,宣告蒋介石二十二年的独裁统治土崩瓦解。

也是在这天下午,张爱萍在江苏泰州城郊一个不起眼的乡村小镇白马庙,召开了华东军区海军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加上张爱萍本人共有五名干部,他们是:82师参谋长李进;三野军工部采购科科长张渭清;三野司令部作战参谋黄胜天;管理员温礼芝。另外还有八名战士。

张爱萍站了起来,像是面对着千军万马,宣布道:“现在,我们开会!我提请同志们记住今天这个日子——1949年4月23日,我们自己的人民海军终于诞生了!”

后来,张爱萍曾经对他的儿子张胜说:“当时说我是海军司令,不如说是‘空’军司令。摆在眼前的难题是,一无船,二无人。当然,第一位的还是人。不是随便什么人,是指懂得海军的专业人才。”

广招人才,为新中国的海军建设服务,迫在眉睫。

一是:从解放军中挑选,即报请军委批准,从全军部队中选调凡当过海军、干过船务、学过船舶、懂得机械,甚至生长在江海河湖地区识些水性的干部、战士,来参加海军;二是:从第三野战军中抽调有较高文化、年轻优秀的师、团干部作为领导骨干。第一批调来的师、团干部有傅继泽、肖平、刘中华、冯尚贤、苏军、陈雪江等四十余人;三是:招募国民党原海军人员。华东军区海军在上海《大公报》上专门刊登了招募广告:

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政治部

关于招收原海军人员参加人民海军的通告

南京上海,次第解放,全国胜利,为期不远。本部为创建人民海军,罗致海军人才,业已成立“登记国民党海军人员办事处”,不分畛域,广为容纳,俾免流离失所,并使其有贡献才力于建设人民海军之机会。凡一切曾在国民党海军中工作,而今后决心献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志愿为人民海军服务者,均可前往该处报到登记。以备量才录用。

                                          特此通告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张爱萍         

紧接着,青岛、福州、广州等地也相继设立了登记处。

经过积极的努力,很快就有一千一百余名国民党海军人员,要求参加人民海军。他们中包括原国民党海军中将曾以鼎,少将周应聪、曾国晟,以及国民党海军高级军官徐时辅、罗柳溪、马瑞希、吕美华、杨沧活、江华衡等。连同“第二舰队”等部队起义的官兵,到当年9月,已达四千余人。

当时,华东海军的一些舰艇停泊在南京下关码头。每逢星期天放假时,下关的一些饭店里,可以看到许多海军官兵。刚开始,海军的服装还不统一,那些穿着黄军装的肯定是从陆军来的;而那些穿着呢子水兵服的,身板笔直,皮鞋擦得锃亮,走起路来有点趾高气昂的,一问,肯定是受过“英国皇家海军”训练的“重庆”号或

“灵甫”号的原海军人员。

这些原海军人员,进了饭店,往往会点上几盘凉菜、几瓶啤酒,然后悠闲自得地喝着。见到“黄军装”在吃“阳春面”,便会像考官一样地发问:“你们是海校的新学员吧?几时上舰的?小学毕业还是初中毕业?懂英语吗?会三角、几何吗?”

“黄军装”连忙回答说:“刚上舰的,没读过几年书,以后还得请你们多指教呢!”

原海军人员摆出一副为人师表的架势:“当海军,以后要学的东西‘海’啦……”

张爱萍当年风趣地对原海军人员说:“你瘸了条腿,我也瘸了条腿,我们绑在一起,不就成了两条好腿了吗?”

1949年7月19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华东军区陈毅、粟裕和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张爱萍:“新中国马上要成立了,希望你们抓紧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加强海军力量,做到中央一声令下,随时准备歼灭敌人。”同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召见张爱萍时说:“台湾不解放,国家就不安宁。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海军也要做好准备。”

解放台湾,首先要有船,舰船是海军的“腿”,没有舰船不成其为海军。

从起义的国民党第二舰队接收了25艘舰船、45艘小艇,从上海和其他地区接收了10艘舰船,这就是当时华东军区海军的全部家底。

一日,见为舰船问题张爱萍紧蹙着眉心,原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机械署少将署长,现已被任命为海军调查修装委员会主任的曾国晟说:“司令员,我们可以到各地海军基地去做些调查了解,把遗弃的破旧舰船整修好,还可以购置些商船、民船,加以改造。”

张爱萍问:“商船上没有炮怎么办?”

曾国晟说:“我们可以把陆军用的大炮卸掉炮轮,固定在船上,虽然射程近些,准确性也差于舰炮,但用于海上训练及小型海战,还是可以的。”

张爱萍眼睛一亮,“好啊,你这个办法很好,我们可以称它是‘陈船利炮’。”

张爱萍当即指示后勤司令部把购置商船改装军舰的报告送到上海市政府。同时,还向中央军委申请购置苏式130毫米、100毫米舰炮,以装备主要战舰。

经过三个半月的日夜奋战,到1949年底,如期完成了对16艘炮舰、护卫舰的改装和抢修。先后从陆军调来榴弹炮、高炮、高射机枪等799门,对55艘商船进行了改装,创造了舰船修理史上的奇迹。

1949年10月,华东军区海军展开了它成立后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分别在长江、太湖水域,主要的出海口如吴淞、白龙港和崇明岛以及近海海域的重要地段上,全面清剿国民党海上残匪,保护了水上交通和渔业生产的安全。他们还协助陆军进剿长江口和杭州湾以东岛屿,消灭了“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张阿六、黄八妹等部六百余人,扫清了宁沪杭沿海南北方向的海上通道。许多陆军官兵是第一次见到头顶上戴着两根飘带帽子的水兵。

蒋介石在撤离大陆前,曾下达命令:利用海空军优势,封锁大陆海区,摧毁大陆经济。国民党海军在长江口内外海域布设了水雷,妄图使上海港成为一个死港,将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刚刚复苏的经济,扼杀在摇篮中。这期间,有多艘商船触雷,其中还发生了几起外国商船触雷沉没事件,国际舆论哗然。

1950年4月的一天,张爱萍被紧急召到陈毅市长办公室,陈毅着急地说:“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来了,问张爱萍的海军到底行不行?爱萍同志,再这样困下去,煤没的烧了,电停了,恐怕连饭也没的吃了,你叫我这个市长怎么当啊?请你转告指战员们,就说我陈毅拜托了!”

不久前,华东军区海军刚刚组建了一支扫雷艇大队。说是扫雷艇大队,却没有一艘正儿八经的扫雷艇,全部是用登陆艇改的。张爱萍为“扫雷艇”起了个“秋风”的名字,意为“秋风扫落叶”。指战员们群策群力,土法上马,用两艘登陆艇拖带一根钢缆,沿航道搜索,挂住水雷后,再将它拉到岸边击毁。

从陈毅那里回来,张爱萍坐不住了,他直奔吴淞口,再次向官兵做了动员,重新划分了区域,夜以继日进行清扫。至10月14日,扫雷艇大队共清扫日本造的水雷12颗。

轰隆隆的爆炸声,击碎了蒋介石封锁上海的企图!

1950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组建一周年。

为了检阅一年来人民海军的建设成果,增强全军指战员对海军建设事业的信心,华东军区海军在南京草鞋峡举行了阅兵式和舰队、军舰命名授旗典礼。

134艘舰艇悬挂着满旗,停泊在码头旁和江面上。

每艘舰艇都被冠以一个地名为其称号。护卫舰以大城市为名,如南昌、广州、洛阳;炮舰以中小城市为名,如瑞金、延安;登陆舰则以名山大川为号,如井冈山、泰山、黄河、海河。这种以城市和名山大川为舰艇命名的方法,一直延续至今。而外国海军多以伟人的名字为其军舰命名。有国人提议,当我们海军有了自己的第一艘航空母舰时,应该命名为“孙中山号”或“毛泽东号”。

三野各兵团的首长参加了阅兵式。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双手叉腰,热情洋溢地说:“去年的今天,中国人民可以说还没有自己的海军,可一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开始建设起一支初步像样的人民海军了。现在我们的海军还不大,还不强,我们应该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在现有基础上再大大提高一步,壮大和充实我们人民自己的海军力量……”

张爱萍喜欢陈毅的《梅岭三章》,此时此刻,他或许又想起了其中的诗句: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创业艰难百战多”,正是海军初建时期的真实写照啊!

“空、潜、快”

肖劲光被毛泽东主席点将出任军委海军司令员,同半年前张爱萍听说要自己去组建华东军区海军一样,他也感到十分突然。

1949年10月中旬,12兵团兼湖南军区司令员肖劲光,率四野40军、43军在湖南衡阳、宝庆地区,一举歼灭了白崇禧部主力四个师。战场上的硝烟还未消散,肖劲光接到军委电报,要他火速进京,毛主席有要事面商。

古老而又年轻的北京城,正处于人民共和国初建时期的忙碌之中。

征尘未洗,肖劲光直奔中南海。

年龄相差十岁的毛泽东和肖劲光都是湖南人。1920年,毛泽东和何叔衡在湖南创办俄罗斯研究会时,肖劲光便加入其中。1921年8月,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委托,肖劲光与好友任弼时一起赴苏,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列宁去世时,他还为列宁守过灵。回国后,肖劲光做过工人运动,参加过北伐战争。1927年,他再度赴苏,进入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军事。在土地革命中,肖劲光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军政职务,但也受过错误路线的残酷迫害,甚至被判刑五年,还险些丢了生命。抗战时期,他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等重要职务,为抗战胜利屡建战功。解放战争中,他先后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四野副司令员兼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率部队转战南北,从陕北进军东北,从关外打到湖南,四保临江、兵围长春、激战平津、攻克武汉、强渡长江。衡宝一役,肖劲光将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部打得落花流水……

毛泽东一见肖劲光,十分高兴,他说:“辛苦啦,劲光同志!这次把你从前线召回来,是准备交给你一件重要的差事啊!”

肖劲光忙说:“主席请指示。”

毛泽东一边踱着步子,一边说:“解放全国的作战任务虽然还相当繁重,但是,组建一支空军和一支海军的任务,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空军的筹建工作已经差不多了,中央决定让刘亚楼同志去当司令员。现在要着手筹建海军,中央想让你来当司令员。今天先给你打个招呼,并听听你的意见。”

肖劲光毫无思想准备,便坦率地说:“主席,我是个‘旱鸭子’,又不懂海军,哪能当得了海军司令?再说,我这个人晕船厉害,总共坐过几次海船,都晕得不轻。”

毛泽东笑着说:“我就是看上了你这个‘旱鸭子’。空军司令刘亚楼晕机,你这个海军司令晕船,这就是我们的干部政策。”停了片刻,毛泽东又意味深长地说:“二十多年来,我们和日本鬼子打仗,和国民党反动派打仗,都是钻山沟,钻青纱帐,主要是在陆地上。现在要建设海军、建设空军了,派谁去当司令员呢?你和亚楼同志都懂得我军的传统,又都在苏联学习过,亚楼同志还参加过苏联的卫国战争。我们建设海军、空军,首先要向苏联学习,要依靠苏联援助,你们会俄语,又比较了解苏联军队,我看,选你们来当空军、海军的司令员,还是蛮合适的。有海就要有海军,过去我国有海无防,受人欺负,我们把海军搞起来,就不怕帝国主义欺负了。再说,我们要解放台湾,也得要有海军。海军一定要搞,没有海军不行。”

听了毛泽东这一番话,肖劲光顿时感到了中央即将放在自己肩上这副担子的分量。

两个月后,毛泽东决定出访苏联。行前,他再次召见肖劲光。毛泽东这次访苏,主要是就中苏两国、两党之间的合作,与斯大林进行商讨。会谈中,将涉及苏联对我国的援助问题。而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援助海、空军的技术和装备。毛泽东向肖劲光询问了一些苏军的情况,以及我海军急需苏联援助的装备。1950年元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即将签署,毛泽东感到有立即任命军委海军司令员的必要。1月12日,军委电令:为统一管理指挥各地人民海军及现有舰艇,调12兵团兼湖南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刘道生同志为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月下旬,肖劲光正式移交了12兵团和湖南军区的工作,离开长沙,途经武汉时,肖劲光决定留下来看看部队。当时,长江水面上分散停泊着华东军区海军第一、第二舰大队(相当于后来的支队)的十来艘护卫舰、炮舰和登陆舰,还有江防舰队的三四十艘小艇。这是华东军区海军的主要战斗力量,它们是从长江下游疏散到这里来防空和训练的。这可以说是肖劲光第一次检查海军部队工作,也是他学习海军知识上的第一堂课。

甫一上任,摆在肖劲光面前的是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渡海作战,第一位重要的任务,当然需要海军承担。周恩来总理专门指示:假如我军以五十万兵力参战的话,即使分两次运送,海军也还要准备几十万吨舰船。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肖劲光与粟裕在一起专门商谈了攻台设想,海军各种类型的舰船有多少,能参加渡海作战的有多少,打算出动多少舰艇担任战斗和护航任务,多少舰船担任运输任务,如何搞好战前训练,等等。

“旱鸭子”要下水了,临时抱佛脚,怎么也得学会比划几下。过去对于登陆作战从没接触,一窍不通,肖劲光又向苏联首席海军顾问库茨民突击学习了登陆作战的有关知识。

6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中央作出延期解放台湾的决定。

1950年8月,海军召开了建设史上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史称“海军建军会议”。

早在1949年秋天,毛泽东主席便为华东军区海军写下了“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的题词。毛泽东的题词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建设自己海防力量的坚强决心,明确规定了海军建设的规模,提出了人民海军的根本任务。

“建设一支什么样的海军?”从受命组建海军开始,肖劲光就在考虑这个问题。半年前,在海直机关成立大会上,他讲了要建立一支轻型舰队的初步想法。随后在制定三年建设计划时,在一份电报中又提出,要“以飞机、潜艇、快艇三项为重点”。这些想法提出以后,许多同志表示赞同,认为建设一支什么样的海军,不能只凭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必须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在“海军建军会议”上,海军党委进一步完善了关于这一建设方针的提法,定为:“从长期建设着眼,由当前情况出发,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于攻防力的、近海的、轻型海上战斗力量。首先组织和发展现有力量,在现有力量的基础上,以发展鱼雷快艇、潜水艇和海空军等新的力量,逐步建设一支坚强的国家海军。”

中国为建立近代潜艇部队,从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先后经历了七十余年的努力,都没有建成。以下资料,可以作证:

1. 1880年10月30日(清光绪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益闻录》报道:天津机器制造局建造成我国第一艘近代潜艇。其性能与英国乔治·迦莱法1879年建造的“金苏甘”号潜艇(长12.7米、蒸汽动力)不差上下。

2. 1909年8月(宣统元年六月),清海军大臣载洵和海军总督萨镇冰率团赴英美考察海军,并带去学生廖景方等23人,留在英国学习飞机和潜艇专业。

3. 1912年,美国为抵制日本在华势力,与袁世凯商定,要清廷扩大派遣学生留美学习潜艇,袁提出向美定制潜艇百艘,次年袁命刘冠雄执行,同时令原在英学习潜艇专业的向国华等去美国新伦敦潜艇基地学习潜艇制造。

4. 1915年,海军总长刘冠雄在北洋政府国务会上提出创办海军飞潜学校。

5. 1916年2月,北洋政府派“肇和”舰代理舰长陈绍宽赴美调查海军设备和海军训练设施、飞机潜艇种类及各国海军新战术等。

6. 1917年12月—1918年,飞潜学校成立,共设三班,校长由船政局长陈兆锵兼任。

7. 1931年,国民党海军代部长陈绍宽上报海军发展计划,列潜艇50艘。

8. 1935年,海军部长陈绍宽修改海军发展计划,把潜艇发展调整为26艘(600吨,12节),变通为21艘。

9. 1937年,陈绍宽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后,在欧洲考察海军并购置设备。在德国参观了250吨、280吨和600吨的多型潜艇。为了尽快组成潜艇部队,要求购买德国的现役潜艇。德国防部长认为卖现役潜艇有失国家体统,坚持给国民党政府新造6艘潜艇和1艘母舰。“七七事变”后,陈绍宽派周应聪去德催要潜艇,德国却以已与日本、意大利结盟不允。

10. 1937年,蒋介石派嫡系海军将领欧阳格去意大利商购潜艇,被墨索里尼拒绝。

11. 1946年6月,国民党海军在南京组建赴英潜艇训练班,拟接两艇九十余人,到英国分两个班学习,约五十人学轮机,四十人学舱面。轮机班单独开班,舱面班先随接“重庆”号的人员学习,由于形势发展,这班人员随“重庆”号起义。轮机班在英学习到1950年,毕业后一部分回到大陆,一部分去台湾。

中国海军的百年潜艇梦,只有靠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海军,才有可能变为现实。

也是在“海军建军会议”上,认真讨论了建设海军要“以谁为榜样”的问题,号召全体指战员“向苏联海军学习”。

为什么要向苏联海军学习,肖劲光在会议总结中讲了五条理由:“一、苏联海军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和马列主义的长期教育下发展壮大起来的。二、苏联海军有长期的建军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作风。三、苏联海军是在与帝国主义作战中有了丰富经验的。四、苏联海军是有人类先进的科学基础的。五、苏联海军建军的阶级性是与我们完全一致的。”一句话,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科学技术上,苏联海军都有许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

为此,中国政府聘请苏联顾问、专家来华,安排在海军机关、部队和院校的各个部门指导工作。1949年10月、11月,第一批苏联顾问共六百二十一人先后到达。1950年底,又有六百二十一名苏联顾问来到海军。

关于组建潜艇部队,《肖劲光回忆录》是这样阐述的:

在现代海战中,潜艇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这一点,无论是苏联顾问还是原海军人员中的高级将领,认识都是一致的。据当时不完全的统计数字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被德国击沉的军舰中,有百分之二十是被潜水艇打沉的,而被潜艇击沉的运输商船则高达百分之七十;日本被美国击沉的舰船中,百分之六十是被潜艇击沉的;苏联打沉的德国军舰,也差不多都是用潜艇打的。1950年冬天,当我到苏联考察访问时,特意拜访了潜艇部队负责人巴尔图诺夫海军少将,向他请教建设潜艇部队需要着手解决的问题。他向我详细介绍了潜艇在海军中的地位和作用,介绍了选择潜艇基地的条件,还着重谈了培养潜艇干部和技术人员的问题。听了以后我很受启发,便向苏联海军部正式提出,要求他们帮助我们训练潜艇艇员,他们答应了。回国后,我们报经中央、军委,向苏方正式提出了这一要求。

1950年10月1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由于中国所处新的军事政治形势,为应付可能发生的紧张情况和巩固国防,我们已制定海军三年建设规划,需向贵国请求武器装备方面的援助。……望提供训练用之小型潜艇两艘,配备一艘艇的全套艇员,以便有效地帮助训练。

1951年3月上旬,周恩来正式通知海军:苏方已决定帮我们训练四艘潜艇舰员,请海军于4月20日前组织好四艘艇的全部人员。海军潜艇学习队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产生的……

第三章

重 任

一面面五彩缤纷的旗帜,按照“两方一尖”的次序排列在一起,高高悬挂在海军领导机关大礼堂前广场的上空,今天,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纪念日,是全体海军将士的节日。

望着在和暖的春风中轻轻飘拂着的“满旗”,我们每个海军将士的心中都会涌动起大海波涛一般的情怀,都有一种立刻驾驭战舰去迎风击浪的渴望……

4月23日一大早,我便接到了原潜艇学习队教员韩惠康的电话,他说:“作家同志,前些天我去了趟前门大栅栏边的粮食店街,居然找到当年我们出发前住过的玉升店,虽然店名已经改为宣武区粮食店街第三旅馆,但里面的布局基本和原来差不多。我当年住的是二楼的二零三房间,连房间号都没变。你不是要写潜艇学习队吗?我建议你一定要去那家旅店看看。”

我决意当天就去看看玉升店,没想到八十三岁的韩惠康老人,竟然主动提出当我的“向导”——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有这么一位“历史老人”,带领我去寻找一个特殊的旧址,本身就带着一种历史的沧桑感。

韩惠康是上海市人,出生于一个资本家兼地主家庭,“资本家”,是因为父亲开了家小印刷厂,雇了十几个工人;“地主”,是因为父亲在苏南老家还有些地产。生活在这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韩惠康从小衣食无忧,还能享受正规的教育。1946年夏,他考上了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在大学期间,他积极靠近进步组织,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第一批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2月,离毕业还有四五个月,大连海校到清华大学招聘教员,听说可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而且还是去当教员,韩惠康立即报名。到了大连海校,

韩惠康分在指挥系基础课教研室,教物理和化学。

韩惠康是1951年9月调到潜艇学习队的,当时学习队急需调入一批教员。韩惠康说,老虎尾两年半的教学生活,值得他记忆一辈子。他说当时部队对知识分子特别重视、特别关怀。他曾经两次被评为教学一等奖。他还记得一个小细节:有一次,刘道生副政委去老虎尾视察,带去了两枚“海军英模纪念章”,经过队里评议,其中一枚就奖给了他。

我们到了粮食店街,它长不过百米,宽不过五米。由于紧挨着大栅栏,店铺林立,人流如潮。

在一家北京特产店旁,我一眼就看见了粮食店街第三旅馆。韩老在一旁告诉我说:这就是当年的玉升店,那时候,海军把它包下做了临时招待所。

小旅馆的两扇玻璃门虚掩着,上面贴着一张“暂停营业”的告示。我刚推开门,一个小伙子迎面对我说:“这里停业了,不安排住宿了。”

我赶忙说:“我们不住宿,是专门来这里看看的。”

“看看?”小伙子有些不解,“这里有什么好看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他解释,只好说:“我们两位都是军人,六十年前,我们海军有一支部队曾经在这里住过。”

小伙子自言自语:“这里还住过部队?”

我问他:“你知道这个旅店原来叫玉升店吗?”

小伙子摇了摇头,“我只知道它原来叫第三旅馆,我们老板上个月把它承包下来了,准备装修一下重新开张。”

随着韩老穿过一个小小的厅堂,便是两层小楼围成的一个小小的天井。站在天井中央,我环视着四周,任思绪驰骋——

六十年前,也是阳春4月。历史给了玉升店一次机遇,使它有幸接待了从全国各地汇聚来的,穿着各式各样服装、说着天南海北方言的275名海军官兵。他们中有的是身上还带着战斗硝烟的英雄,有的是刚刚离开战舰的水兵,有的是初出校门的学子,有的是原国民党海军起义人员……他们聚集在这里,然后又从这里出发,去组建

中国海军的第一支潜艇部队……

原潜艇学习队的一些学员,对当初住在玉升店的情景,一直记忆犹新:

玉升店是个不大的老字号旅店,两层小楼,房子破旧。报到后,在旅店一间只能放两张床的小屋里,我选了靠窗的一张,放好了背包。接着,走到小天井,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除了当兵的,不见一个老百姓。看来,这儿已被部队包下来了。旅店的门口,有一个值班员,站在那里值勤。在我们之前,已来了不少同志。从他们穿的各式各样的军装,就可以肯定,他们来自各部队。有穿陆军服的,也有穿海军服的;有穿呢子的,也有穿布料的;有战士服,也有干部服。当时,我们从海军机关来的几个,还穿着两排扣的列宁服呢!我羡慕地向一个特别显眼穿着呢子水兵服的小伙子走去,一边与他闲聊,一边用手抚摸着他厚茸茸的披肩。我在想,要能穿上这样的军服,当个潇洒的水兵该多神气啊!

我们当时吃饭,顿顿都是下馆子。我年纪小,不会抽烟,但每天还照发一包恒大牌香烟,都送给那些烟瘾大的同志抽了。当时国家经济还十分困难,我们却享受着这等待遇,这将预示着什么?我想,肯定有什么新的使命在等待着我们!

——原潜艇学习队化学业务长 陈叔韩

解放前,我在杭州读高中。解放军挺进杭州城,地下党要求进步学生去给部队带路,我们一个学校就牺牲了七名同学。参军后,我进了华东军政大学,后又调到南京海校学雷达,后来还准备去当歼击机飞行员。

接到进学习队的命令后,我们住进前门外的一家小旅馆,每天吃饭在附近的饭店包伙。北京春天的风沙特别大,那些饭店门口总站着一个漂亮的女服务员,手里拿着把掸子,有人进来,她就迎上去,用掸子拍打你身上的尘土。我们当时都是小青年,见到女服务员,有人还脸红哩。至于组织上将给我们什么具体任务,谁也说不清楚。当时,队里给每人20万块钱(指旧币,相当于20元),让我们买生活用品,特别嘱咐让我们每人准备一套刮胡子的刀具。我们中有不少人还是十七八岁的小毛孩子,哪有胡子?可也照样备下一套。大家心里在想:将来要做什么工作啊?还管刮胡子?

——原潜艇学习队三艇声纳班长 韩宝森

1951年3月,海军要选调少量学员到苏联学习的消息,悄悄在我们学员(大连海校二分校)中间传开。我同宿舍的同志们大多是部队的老兵,他们也关心起我来。有的说:小刘怎么没被选上?有的解释说:咱们大队的黄政委舍不得放他走。

过了几天,大队黄政委找我谈话,说上调人员不够,只好让你去了。我经过体检就被录取了。

在北京的二十多天,我们住在前门外的一个叫玉升店的小旅店,每日三餐有鱼有肉,十分丰盛,这对于我们来说像是过上了天堂日子。除了接受教育、填报表册和组织审查外,有幸还游览了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

在海军机关院内的走廊上,我幸运地见到了肖劲光司令员,他那高大魁梧的身材,慢步地从我的面前走过,并微笑地打量着我这个十七岁的学生兵……

——原潜艇学习队三艇电工班长 刘作根

——历史也把一次机遇给了这些年轻人,他们将去完成一项神秘而又神圣的使命,他们将是中国海军百年潜艇梦的圆梦人!

1950年底,当海军准备组建潜艇学习队时,肖劲光便开始物色学习队的负责人了。其时,可供他挑选的对象并不多。海军还没有自己的潜艇部队,根本没有懂潜艇的人才。从原海军人员中找,又不大符合干部政策,当时,原海军人员基本上不安排部队的主官。更何况,这是将来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主官这样一个重要的岗位。

按照苏联海军的编制,潜艇按照吨位大小一般定为营、团级,潜艇支队为师级。潜艇学习队由四艘艇的人员组成,实际上是一个师的架子。不过,海军在初建阶段,各级干部普遍都是低位高配。比如,华东军区海军第6舰队是个师级单位,但司令员兼政委饶子健,原是第三野战军第30军军长,副政委刘中华是30军政治部主任。30军曾参加过渡江和淞沪战役,在解放奉贤、南汇、川沙作战中,歼灭国民党第51军,俘军长王秉钺以下八千余人。饶子健司令员有一次曾诙谐地自嘲说:“我原来是个军长,统率三万人马。现在调到海军,号称是一名舰队司令员,实际上是一名小团长,手下只有一千多人。”

根据华东军区海军提供的名单,第6舰队司令部参谋长傅继泽进入了肖劲光的视野。

11月中旬,肖劲光到华东军区海军检查贯彻落实海军建军会议情况时,在上海专门约见了傅继泽。傅继泽身材敦实,举止稳重,黑里透红的脸膛上,有一双睿智、刚毅的眼睛。一看就让人觉得是个经过战火锻造,可以挑重担的军事指挥人才。

初次见面,肖劲光只是向傅继泽了解了第6舰队战备和训练情况,详细地询问了他本人的经历,似乎是上级与下属一般性的谈话。可是从眼神里,傅继泽又觉得司令员像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务要交代。

果不其然,几天后,肖劲光在上海的百老汇(现上海大厦),再次约见傅继泽。

肖劲光亲自为傅继泽倒了杯水,用热切的目光打量了他片刻后,说:“傅继泽同志,今天找你来,是要交给你一项重要的任务。”

傅继泽连忙站了起来,“请司令员指示!”

肖劲光说:“前不久召开的海军建军会议,制定了‘以空、潜、快’为建设重点的三年建设计划。目前‘空’和‘快’都在落历史也把一次机遇给了这些年轻人,他们将去完成一项神秘而又神圣的使命,他们将是中国海军百年潜艇梦的圆梦人!实之中了,缺的就是‘潜’,潜艇。现在,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海军要立即筹建潜艇部队,我国政府和苏联政府正在商谈之中,准备请他们帮助我们培训四艘潜艇的舰员,培训地点初步定在苏联太平洋舰队驻地——海参崴。”

听了这个消息,傅继泽非常振奋,连说:“好,真是太好了!”

肖劲光笑着望着他,说:“别光顾了高兴,还有重要任务要交给你呢!经海军党委研究决定,准备要你担任这支肩负学习潜艇知识,同时也是创建中国第一支潜艇部队的学习队的领队。”

“我当领队?”傅继泽觉得有些意外。

在领受上级领导交给任务时从来不讲条件的傅继泽,这时候,不由自主地轻声问了句:“这么重要的任务,我能行吗?”肖劲光的目光中含带着无比的信任,他说:“说不上是百里挑一,起码也是十里挑一,组织上经过多方面的挑选、考察,最后选中了你,是相信你一定能行!你带兵打了十几年的仗,经过了枪林弹雨的考验。虽然从陆军到海军才一年零两个月,但你刻苦、认真学习,很快就学会了操纵舰艇和组织领导部队训练。现在,你将转移到一个新的‘战场’,组织上相信你一定能带领潜艇学习队的全体同志,迎接新的考验,创造新的业绩!”

傅继泽对肖劲光表态说:“司令员,既然组织决定了,我一定带领大家坚决完成任务!”

“好!”肖劲光又叮嘱傅继泽道,“要把困难想得多一些,更多一些。不过,有党的领导,有全体同志的努力,我相信两年后,你一定能带出人民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

就这样,历史将一副重担放在了这个三十二岁的年轻指挥员的肩上。

傅继泽, 1918年出生于河北博野县一个农村家庭,父亲在保定京汉铁路上当职员,自幼由母亲和爷爷奶奶抚养。他六岁入私塾,十岁上新兴小学,十六岁高小毕业。家里人见他聪颖敏捷,便送他去保定读中学。抗战爆发,傅继泽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抗日活动。不久,延安抗大阜平县第二分校招收青年学生,傅继泽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报名,成为抗大新学员。抗大课堂就在田野里、大山中,傅继泽像是走进一片新天地,每天都在接触新的知识,每天都有新收获。除了上政治课,学校还组织学员进行军事训练。

1938年6月,傅继泽从抗大毕业,被分到冀中军区津南抗日自卫军,他领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去收编和改造东光县自卫团。东光县自卫团是由地方的七八股民团,加上国民党的一些落伍军人和一些土匪、地痞组成的一支一千二百多人的队伍,团长李文成曾在天津当过国民党四分区的警长。李文成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决定投奔共产党找个靠山。傅继泽见到李文成后的第一件事,是宣布津南抗日自卫军的命令:东光县自卫团改编为津南抗日自卫军独立第二旅,李文成任旅长,傅继泽任参谋长。李文成手下有个独立营长叫马文超,此人出身大地主,平日飞扬跋扈,鱼肉百姓,对此次改编坚决反对。他私下里勾结死党,准备伺机投靠日伪军。二十岁的傅继泽与他斗智斗勇,终于将其除掉,部队得到了有效的整肃。

半年后,独立第二旅改为沙河支队,部队经过与日伪军的几场激战,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1941年初,二十三岁的傅继泽被任命为冀鲁边区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日军冀中“五一”大扫荡开始后,两万日伪军向一分区发动进攻。在一次激战中,司令员不幸牺牲,傅继泽接任司令员一职。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上级决定在一分区成立海防大队,其任务是从套儿河以南,沿海向狼坨子岛、冯家堡,打开一条海上通道,确保一军分区和三军分区在军事上的联系,狠狠打击沿海日伪顽势力。这为以后傅继泽将自己大半生的精力,全部献给了海军事业做了铺垫。

抗战胜利后,傅继泽出任渤海一军分区司令员兼山东军区警备第8旅旅长。1946年1月,国共双方共同颁发全面停战的命令,并成立了国民党代表郑介民、中共代表叶剑英、美方代表罗伯逊参加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军调部)”。山东地区设七个小组,傅继泽被任命为泊头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傅继泽的大智大勇,在对敌斗争中得到充分的发挥。

停战命令颁布后,山东解放区军民严格履行停战协定。但国民党方面毫无和平诚意,多次挑起冲突。当时处于冀鲁解放区包围之中的泊头,驻有三千余名伪军,八路军命令他们投降缴械,但国民党却将伪军改编为“国军”,占驻泊头,企图在我解放区中心部位保留住这支反动武装。为了掌握有利的证据,傅继泽派人以勤杂工身份打入国民党代表驻地,从字纸篓里捡到一份撕碎的报告底稿,报告写的尽是如何对付共产党,下一步如何向解放区发起进攻等内容。傅继泽把报告拼凑裱好,带在身上。在谈判桌上,国民党代表又在高唱和平、反战的调子,傅继泽不动声色地将那份报告递到他的面前,他一看,涨红着脸,半天说不出话来。几番较量下来,国民党代表发觉这位中共代表实在不好对付,但他依然死不承认驻守泊头的是伪军。傅继泽意识到,靠和平谈判已解决不了泊头问题,须寻找有利时机武力解决。但动武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否则,反会陷入被动。

不久后的一天,傅继泽进入泊头参加执行小组三人会议时,在泊头伪军的怂恿下,一帮还乡团手持棍棒、石块,气势汹汹地要找中共代表算账。他们一见傅继泽下车,又是喊口号,又是朝他扔石块。傅继泽镇定自若,向他们发出严厉警告。国民党代表心里明白,泊头正处在八路军的围困之中,眼下要靠谈判拖延时间。如果这些人把中共代表打伤,正好给了对方借口。于是,他假惺惺地跑上前,把傅继泽护送进屋。开会时,傅继泽严厉指出刚刚发生的挑衅事件,是由于国民党包庇伪军造成的,要求国民党代表赔礼道歉并追究责任者。国民党代表为赶快摆脱窘境,只好按傅继泽的要求写了个书面材料,把责任推到伪军身上。事先他没有向北平军调处他的上级请示此事,只是事后报告了一下。北平军调处的国民党代表、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得知后,马上来电,告诉他不准向中共代表提交书面材料,但为时已晚。这个书面认错的材料已在傅继泽的手中,这为武力解决泊头伪军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和充分的理由。

傅继泽急电报告军区,武力解决泊头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请示立即采取行动,军区当即批准了傅继泽的请示。

为了打好这一仗,傅继泽做了充分的准备。他每次进入泊头开会时,所带的警卫员都轮流由排、连、营干部担任,他们对泊头伪军的设防部署了如指掌。傅继泽还多次组织部队进行攻打泊头的演练,部队上下憋足了劲,只待上级一声令下。

发起进攻时,还有一件事要处理妥当,就是绝对不能伤了美方代表。傅继泽于是打电话给美方代表,说是有要事商量,请他来八路军驻地,美方代表一到,傅继泽立即发出攻城令。那些守城伪军根本禁不起一打,战斗很快结束,泊头被我军解放。

国民党代表和美方代表气急败坏,声称要追究中共代表破坏停战协定的罪责,而傅继泽却不慌不忙地说:“殴打中共代表的严重事件还没有处理呢!”不久,国民党代表和美方代表均被撤换。但对国民党来说,泊头地区的大势已去,再谈已没有什么意义了。

此后,傅继泽又率部队参加了解放沧州城的战斗。是役,他们与兄弟部队一起歼敌1.3万余人,使晋察冀和山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1947年8月,渤海一军分区奉命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33军99师,傅继泽任师长。他指挥部队参加了昌潍、济南等战役,随即投入了淮海战役、渡江作战以及上海战役。出生入死,浴血奋战。

或许因为在军调小组工作的那段经历,上海战役结束后,上级组织曾让傅继泽在“出国任大使”和“改行当海军”之间选择,傅继泽选择了后者。

1949年9月,傅继泽奉命调入华东军区海军。当时华东军区海军只有第一、第二舰大队,傅继泽担任第一舰大队大队长兼政委。第一舰大队下辖“元培”号护卫舰、538号登陆舰、“接12” 号护卫舰、“接14” 号护卫舰、“美盛”号登陆舰、“万忠”号登陆舰、“联光”号登陆舰、“金香花”号炮舰、“丁香花”号炮舰。

傅继泽是随“接12” 号护卫舰第一次出海的。舰长宋继宏是原国民党海军少校,毕业于青岛海军学校航海班,原任“吉安”舰舰长,后随第二舰队起义。

第一次出海,大海便给了傅继泽一个下马威。

刚离开码头不久,海面就变得不平静了,那奔涌而来的波涛,一忽儿将战舰举到波峰,一忽儿又将战舰摔进波谷。傅继泽站在驾驶室里,脸色开始变青;继而,额头开始出汗;他一再命令自己坚持住、坚持住,还是不由自主地吐开了……

一旁的宋舰长关切地说:“大队长,您第一次出海就遇上了风浪,不习惯,先坐下歇会儿。”

“没事,没事。”傅继泽擦了擦嘴,依然笔直地站在那里。

返航后,靠上码头,傅继泽还觉得头有些晃。夜里,他辗转反侧,想了很多很多。他意识到一场新的考验在等待着自己……

傅继泽决定拜宋继宏为师,先从操纵军舰开始。

宋继宏一听,忙说:“您是大队长,学什么开军舰?”

傅继泽说:“正因为我是舰艇大队的大队长,我才必须学会开军舰;不会开军舰,怎么当这个大队长?”

宋继宏又说:“大队长,俗话说,世上三大苦:一是女人生孩子;二是打铁的;三是撑船的。开军舰是桩既危险又辛苦的差事,再说,也不是十天半个月就能学会的。”

傅继泽反问道:“苦,有打仗苦吗?危险,有枪林弹雨危险吗?你在海上都磨炼了二十年了,都能经受得住,我为什么就不行?”

此后,只要有舰艇出海训练,他就跟着出海。

“左5舵——”

“右10舵——”

“两伡前进一——”

“两伡前进二——”

……

经过几个月的海上磨砺,他已经能够操纵战舰,并初步学会了组织指挥大队舰艇训练。

傅继泽从克服晕船开始,从一“伡”一“舵”练起。

经过几个月的海上磨砺,他已经能够操纵战舰,并初步学会了组织指挥大队舰艇训练。

有一次,张爱萍随第一舰大队出海。他对傅继泽说:“傅继泽同志,听说你已经可以操纵舰艇了,今天你给我们露一手,让我们也见识见识!”

傅继泽果断地下达了口令:“离靠码头部署——”

“解前缆——”

“左10舵——”

“左伡前进一——”

……

返航途中,张爱萍高兴地对傅继泽说:“傅继泽同志,祝贺你啊,你到海军才几个月,就已经能够操纵舰艇,还可以组织部队训练了!”

傅继泽说:“司令员过奖了。”

张爱萍说:“我真为你感到高兴!记得刚奉命组建咱们这支队伍时,我曾专门请教过专家,专家说:没那么容易,海军不同于陆军,会放枪就能当陆军。一般的水兵都必须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一些专业岗位要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军官更不必说了。以解放军官兵目前的这种文化水平,想开动军舰那是不可能的。言外之意,我这位海军司令也是不合格的。这大半年来,我想得最多的是海军是一个高技术兵种,我们这些从陆军来的‘新海军’,如何更快地掌握专业技术,如何团结原海军同志,共同建设人民海军。你来海军时间不长,却通过刻苦学习,已经初步掌握了一些专业技术,你为大家做出了榜样。”

傅继泽说:“司令员,我会继续努力。”

1950年11月,肖劲光直接给张爱萍打电话,告诉他,为组建海军潜艇部队,准备先组织一支潜艇学习队赴苏联学习潜艇,需要从华东军区海军抽调一批优秀官兵。张爱萍立即进行部署,要求各个部门全力支持。

潜艇学习队需要一名领队,担任队长兼政委。军委海军要求华东军区海军提供几位候选人。张爱萍指示政治部先列出一个大名单,最后提供一个十人的名单,供北京挑选。

肖劲光亲自参与考察工作。最后,经海军党委研究确定,由第6舰队参谋长傅继泽担任潜艇学习队队长兼政委。

海军的电话通知下达后,华东军区海军的一些领导提出挽留傅继泽,他们认为华东军区海军也正是最需要用人的时候,把这样优秀的指挥员放走了,会影响部队的建设。张爱萍听说后,亲自出面一个个做工作。他说:“我们考虑问题不能有本位主义,而是要站在整个海军建设的立场上。潜艇部队是海军建设的重点之一,必须选派最优秀的干部去做这项工作。华东军区海军成立最早,有义务,也应该为海军建设选送最优秀的干部。”

1951年春节刚过,傅继泽前往北京报到。

对潜艇学习队人员选配,海军党委、首长十分重视,方案也非常具体。

傅继泽在回忆录中记述:

海军党委、领导对选配潜艇人员的工作非常重视,决心很大。肖司令员说:“如果需要,宁可叫几条军舰开不动,解散几个学习单位,也要满足这次选调潜艇学员的需要。”在选调人员上贯彻了以解放军(陆军)为基础,以工农为骨干,吸收革命青年知识分子的组织路线,选调政治素质好、年龄比较轻、体质符合潜艇舰员标准并具备一定的海军专业技能的海军人员和院校人员。人员选调方向大致是:潜艇的艇长、副艇长、政委、副政委,由舰艇部队、海军院校下级军政指挥员和指挥专业学员中抽调;航海、机电干部,主要选调大连海军学校一、二分校二、三年制学员;枪炮干部,主要选调海军炮校学员;鱼雷干部,主要选调海军鱼雷快艇学校学员;通信干部,主要选调海军和华东军区海军机关的通信干部;岸勤、基地干部等,由海军直属队抽调。士兵来源是:华东军区海军舰艇士兵(主要是枪帆、舵信);南京海校学员(主要是无线电、声纳、鱼雷等);大连海校二分校一年制士官班学员(主要是轮机、电工、舱段)。

海军党委关于组建潜艇学习队的文件下发不久,各单位迅速地按要求将推荐人员名单报海军干部管理部汇总。

傅继泽和干部部的同志们,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经过几个回合的审查、挑选,形成了一份二百八十人的名单,海军党委很快就批准了这份名单。然后,再送交海军苏联顾问库茨民审定。

为了抢时间,在苏联顾问审定名单期间,“海干”通知各选送单位,要求学员立即到北京前门粮食店街的玉升店报到。

那时候真年轻

那年,北京多雪,三月天了,还纷纷扬扬飘着雪花。

人说,老年人眼前的事记不住,过去的事忘不了。

八十三岁的胡维行将军,原来是潜艇学习队四艇的航海观通部门长。至今,他还记得自己是1951年3月25日下午到达北京的。出了前门火车站,一刻钟就找到大栅栏的三义旅店(玉升店住不下)。

将军说:“那天正赶上下大雪,雪下得好大啊,雪花有拇指盖那么大。我这个南方人,第一次看见那么大的雪。”

将军又说:“我是与张升全、蔡殿山三人从大连海校一起来北京的。”

胡维行是浙江永康人,父亲开了家小布店,做点小本生意。“七七事变”,家里的小布店被日寇的飞机炸毁,一家人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胡维行正在上小学,三天两头要躲日寇的飞机。后来,杭州一些中学,为避战火搬迁到他们那一带山区。初中和高中,他都是杭州搬迁来的一所流亡中学上的。尽管动乱的局面,已经难以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但胡维行一心想的就是读书。那时候,他一门心思想学习工业、学习科技,以拯救苦难的祖国。1947年夏,胡维行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大工学院土木系(1951年并入清华大学)。

当时,北大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非常活跃。胡维行积极靠拢党组织,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就像鲁迅当年弃医从文一样,他慢慢懂得仅仅靠工业和科技是救不了中国的,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推翻三座大山才能救中国。后经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胡启立介绍,胡维行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并被选上学校学生自治会理事。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围困北平,国民党南京政府想把北大紧急搬迁到台湾,学生自治会组织进步师生开展护校和“反搬迁”活动。北平和平解放后,学生们又上街做宣传,迎接解放军入城。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胡维行对当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的情景依然是记忆犹新:

10月1日,北大学生代表步行至天安门广场。他们的任务是在金水桥前,组成一道警戒线。下午,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那声音响彻云霄,传遍世界……

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开始了,人流如海,欢歌如潮。开始,他们还坚持职守,面对公众,背对着天安门城楼。可后来,实在是控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他们也转过身,面对着天安门城楼,向着毛主席,欢呼啊、跳跃啊……

1949年12月,胡维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元旦刚过,有一天,系领导告诉他海军大连海校成立,准备从全国选调一批优秀大学生进海校学习,问他愿不愿去。那时候的年轻人特别向往当兵,听说可以参军,而且还是当海军,他兴奋得连忙回答:我去,我去!系里为他们开了欢送会,给他们戴了大红花。那一批,大连海校从北京各院校一共选调了六十名大学生。当时大连海校只有指挥系和机械系两个系,负责培养海军舰艇指挥干部和机械工程干部,胡维行被分到了指挥系。

大连海校位于大连老虎滩海边,这是胡维行第一次看见大海。站在礁石上,迎着强烈的海风,望着辽阔的大海,听着一阵紧似一阵的波涛声,胡维行的心潮久久无法平静。但是,当时他并没意识到自己会将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大海。

部队院校和地方院校的管理显然是不一样的,胡维行开始在向军人转变。将军回忆说:“1951年3月有一天,系领导通知我和张升全、蔡殿山三人去学校卫生队检查身体,当时,我觉得有些纳闷,进校的时候不是已经检查过身体了吗,现在怎么又要检查?有同学说,肯定你身体有什么毛病,被医生悄悄发现了。弄得我提心吊胆的。大约过了三四天,我们三人被叫到系领导办公室,说是派我们去北京执行一项任务。领导没告诉我们执行什么任务,我们也不敢问具体执行什么任务。”

我问:“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要去学习潜艇的?”

将军说:“开始,让我们到了北京后,先去西观音寺海军干部部报到。临上车前,又告诉我们直接去前门大栅栏三义旅店。我们到的时候,学习队的成员已经集中了一多半了。当兵的特别守规矩讲纪律,开始谁也不敢打听把我们集中在这里,准备干什么,准备去哪里。大栅栏那一带街市很热闹,但规定个人不得上街,只有三顿饭才集体整队一起出去。有一天,同宿舍的蔡殿山悄悄问我:‘你知道我们准备去执行什么任务吗?’‘不知道啊?’我摇了摇头。他神秘地说:‘我们准备去苏联的海参崴学习潜艇。’我又惊又喜:‘学潜艇?还去苏联?真有这样的好事?’蔡殿山点了点头,说:‘我是刚刚听两个干部在轻声议论的。’”

胡维行做梦都没有想到要派他们去苏联学习潜艇。

将军说:“过去从来没听说过潜艇,突然听说要去苏联学习潜艇——于是,整天在想象着潜艇怎样在水中航行,怎样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还有,就是对苏联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充满着向往。觉得到了苏联就可以看见共产主义、看见人间的天堂了……”

将军拿来了一本影集,取出一张他在潜艇学习队时拍的,已经有些发黄的老照片——一个穿着水兵服、戴着水兵帽的特别年轻特别英俊的水兵,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说:“那时候你真年轻啊!”

将军感慨万端:“我那时候还不满二十三岁呢!”

也是在三义旅店。

快中午时,一个穿着黄军装的军人刚刚进屋,放下背包,便听到身后传来了脚步声和说话声:“蕴苍!是刘蕴苍吗?”

刘蕴苍转过身,只见一个大个儿随着他走了进来,他打量了对方几秒钟,一下子用浓重的天津口音喊了起来:“好嘛,我以为谁呢?原来是永康老弟!”

两位战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傅永康为他倒了杯水,问:“刚刚到的吧?”

刘蕴苍端起水,咕噜咕噜几大口喝了下去,答道:“是的,刚从上海赶过来。你呢?”

傅永康说:“我来了一星期了。你肯定猜不到,比咱们早到的还有咱们的老熟人呢……”

“谁吗?”

“我们刘公岛一起起义的辛福源、胡介山。”

刘蕴苍又惊又喜,笑着说:“好嘛,福源和介山也来了,没想到,真没想到!他们在哪?”

傅永康说:“离这里不远的另外一个旅店,一会儿吃饭时就可以见到。时间过得真快呀,咱们1946年在牡丹江一别,已经四年多了。听说你后来干得很棒,立了好几次战功,都成了英雄了!”

“嗨,那算吗?都是过去的老皇历了。你们大伙儿干得比我都好!”

战友别后重逢,真有说不尽的话啊!

傅永康是北京人,三岁时,在外国使领馆当勤杂工的父亲,不幸病故,他一直跟着祖父长大。1944年5月,汪伪海军在北京招收学兵。说是可以学技术,将来还能当军官。十五岁的傅永康,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自己跑去报了名。等他与两百名新兵到了刘公岛练兵营以后,才知道被骗了。练兵营采取的是法西斯式的训练,动不动就体罚,而且连饭都不给吃饱。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哪受过这样的苦?夜里,他不知道哭醒过多少回!

1944年11月4日,练兵营的排长郑道济领头组织起义。傅永康记得那是个星期天,起义官兵兵分几路,分别占领了刘公岛码头及各个哨所。当时,听到四处响起了枪声,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位北京老乡告诉他,有人领头起义了。“起义?”他还在将信将疑之时,郑道济跑进了他们班,大声喊道:“弟兄们,我们起义了,不愿给鬼子和汉奸卖命的,跟我们一起干!”傅永康连忙抓过一把“65”步枪,和班里的弟兄们一起,举起了义旗。

接着,他跟随着起义队伍到了解放区。在这里,他真切感受到了人民军队和旧军队之间的天壤之别。

战争锻炼人。转战东北那几年,傅永康从班长、副排长到连队文化干事、副指导员,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1948年底,他们部队编入第四野战军47军106师时,他已经是连队的指导员了。

1949年初,106师从东北直插廊坊,参加围困北平的军事行动。北平和平解放后,党中央进驻北平,中央军委指令四野留下一个师警卫党中央,106师被改编为中央警卫师。傅永康是警卫3团5连指导员,连队负责警卫玉泉山。当时任弼时同志在玉泉山养病,后朱老总也住在那里。

傅永康有个战友徐君,也是刘公岛(练兵营第7期学员)起义的,在师里当书记员。有一天见到傅永康,告诉他,华东军区海军成立了,正在调人,特别需要有海军经历的人员。傅永康问他从哪得到的消息,可靠不可靠。徐君说,也是巧了,他前几天去军委办事,遇到在铁道兵工作的辛福源,他已经确定调海军了,是到军委转关系的。傅永康想了想,说:“要是能调海军那就太好了,我们毕竟经过半年多的海军训练。你能想什么办法吗?”徐君说:“华东军区海军张爱萍司令员,这几天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听说住在北京饭店。我们俩写一份自荐信,给他送去,再提提我们的要求。”傅永康连说:“行、行。”徐君把自荐信写好了,两人约好星期日下午去找张爱萍,可徐君星期日临时有事请不了假,傅永康自己找到了北京饭店,还真见到了张爱萍。张爱萍看了信,又简单问了一些情况,亲切地说:“好啊,海军建设正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信放我这里,还有一些同志也准备调动,最近我们一起给军委打个选调报告,你回去等待消息吧!”

1950年4月,傅永康华东军区海军没去成,却被调到北京军委海军政治部宣传部宣传科。当时,政治部主任由副政委刘道生兼任,宣传部长是李君彦。傅永康的主要工作是负责为部队起草学习中共党史、社会发展史的辅导材料。这期间,还随工作组到青岛去了半年,准备组建青岛基地。

海军筹建潜艇学习队,需要几位政工干部,傅永康被选中了。

刘蕴苍比傅永康大两岁,早一期到刘公岛,天津人。他的父亲跟一个德国建筑师学建筑,家境比较富裕。刘蕴苍从小就喜欢踢足球、打篮球、游泳、摔跤,练就一副好身体。那年汪伪海军去天津招学兵,听说当海军,将来还有机会乘军舰周游世界,喜欢大海、性格豪爽的刘蕴苍,想都没想就报了名。

傅永康和刘蕴苍原来不认识,他们是起义以后,部队到了解放区才认识的。北京、天津也算是半个老乡。傅永康发现刘蕴苍性格豪爽,特别讲义气,生活不拘小节,钱财看得很淡,你跟他在一起,看见他身上有什么你喜欢的东西,马上可以拿走,每次大家上街吃饭,都是他抢着付钱。

北上后,他们跟随部队一面行军,一面打仗,一直插到牡丹江。

1946年冬,小说《林海雪原》的作者、时任牡丹江军区2团副政委的曲波,奉命带领一支小分队剿匪,其中有杨子荣、刘蕴苍(时任一连一排长)等。小分队在牡丹江周围,东至绥芬河、东宁,西至亚布洛尼、纬河,南至镜泊湖、额穆索,北至方正、土城子,和许家父子、马希山、座山雕等土匪,展开了周旋战斗。在近半年的激战中,他们爬冰卧雪,战胜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林海雪原里,奔袭侦察,斗智斗勇,终于歼灭了这些顽匪。由此,刘蕴苍与曲波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林海雪原》中杨子荣、高波等不少英雄人物的原型都是他的战友。在小说中,曲波对他也有生动的描写,说他勇猛过人、心急胆大,被战友们称为“坦克”,立过七次大功。

这支“智取威虎山”的英雄部队,在东北剿匪胜利后,又先后参加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1949年1月14日,天津战役打响,已是副连长的刘蕴苍身先士卒,与敌军激战西营门,冲进天津城,凭着多年的战斗经验和对地形的熟悉,在金汤桥与友军会师后,又带领连队参加了攻打敌警备司令部和解放自己的母校耀华学校的战斗。

后经辛福源的推荐,刘蕴苍也调到华东军区海军。刘蕴苍问了句:“你在大机关消息灵通,听说这次是让咱们去学潜艇?”

傅永康微笑着点了点头。

刘蕴苍用力拍了下大腿,喜不自禁地说:“好嘛,做梦都想不到啊,太棒了!”

傅永康说:“看把你美的!”

“再问一个问题,咱们去吗地方学?”

“苏联。有说去海参崴,也有说去列宁格勒的。”

“好嘛,真要出国了,这比做梦娶媳妇还美呢!”突然,刘蕴苍眉头又锁在一起,“我连一句‘老毛子’话都不会,这以后该怎么学啊?”

傅永康若有所思,“是啊,我也觉得以后不知道会遇上什么困难……”

李豫是作为俄语翻译调到潜艇学习队的。

采访李豫带着几分戏剧性。

我是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北京东城史家胡同他的家的。这是个典型的北京老四合院,三进院落,由于多年失修,已经显得非常破旧。李豫家住在最后一进院子。

走进四合院的那一刻,我的脑海突然闪现鲁迅在《秋夜》里写的那个情景:在我家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李豫一边为我沏茶,我们一边扯着闲篇。

“您是部队的作家,毕业于哪所大学?”

“我是南开大学毕业的。”

“南开大学!哦,哪个系?”

“中文系。”

“您是中文系毕业的,那我要先送您一本书。”说着,李豫进里屋取出一本书。

我接过一看,竟是田本相著的《李何林传》,我问了句:“您是老先生什么人?”

李豫说:“他是我父亲。”

我忙说:“真没想到老先生是您的令尊。我是中文系七二级的,我上学时,令尊正是我们的系主任。至今,我还记得他为我们解读鲁迅著作的情景。令尊有些清瘦,带着安徽口音,说话一板一眼,板书也是工工整整的。”“父亲后来调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晚年就住在这里。”

我说:“令尊是1988年‘走’的,至今有二十二年了。”

李豫说:“是啊,我今年都七十八岁了。”

有了这一层关系,采访变得格外的顺畅了。

著名教授李何林,同时又是一名充满传奇色彩的战士。他早年投笔从戎,参加了南昌起义。后经国民革命军第25师政治部主任李硕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安徽霍邱家乡,与同乡王冶秋一起,组织了威震四野的霍邱“文字暴动”。暴动失败后,受到追捕的李何林,来到北京,在鲁迅主持的“未名社”辛勤工作,从此与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鲁迅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学习鲁迅、研究鲁迅、捍卫鲁迅精神,成为他人生最重要的内容。抗战时期,他辗转于西南各地,追求真理,反抗反动统治。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他不畏敌人的明枪暗箭,将生死置之度外,料理了在昆明被国民党杀害的李公朴、闻一多烈士的后事。解放后,李何林担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一职,呕心沥血,培育人才。19世纪70年代末,为了弘扬鲁迅的文化和精神,他不顾年老体弱,出任鲁

迅博物馆馆长……

在李豫的记忆中,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一直是跟着父母在辗转之中度过的。他在昆明、武汉、重庆、上海都上过学。1946年10月,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李何林南下赴台湾编译馆工作。年底,母亲带着李豫和他的二弟一起到了台湾。然而,一家人刚刚团聚,1947年春,台湾爆发民众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二·二八”起义,李何林又成了特务跟踪盯梢的对象。4月,李何林不得不逃离台北,北上北平。为了迷惑特务,他将妻子和儿子仍留在台湾。8月,李豫与母亲、弟弟才悄悄离开台北。历经艰辛,9月,一家人终于在华北解放区会合。此时,李何林已经担任解放区办的北方大学国文系主任。

李豫先是在该校一部学了三个月。一部是短期政治培训班,专门接受从国统区来的大中学生,训练几个月,即分配到各地工作。当时解放区迅速扩大,需要大量干部。李豫也想参加工作。李何林说:“你还不到十七岁,参加工作早了些,再读几年书吧!不读书将来拿什么为国家和人民服务?”于是,李豫又转到外文系,先是学了两个月英语,有关部门考虑到马上就要解放了,需要懂得俄语的人才,又让他们改学俄语。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北方大学迁京,外文系改为北京俄语专科学校。李豫这才踏踏实实读了两年书。

海军筹建潜艇学习队时,李豫和黄克建、雷云、肖平等同学一起调到了海军。开始组织上没有告诉他们将来干什么工作,先让他们到麻线胡同海军司令部翻译室帮忙,任务是把赴苏联潜艇部队学习的中国官兵的人事档案材料,翻译成俄文。当时海军穿的是蓝色棉军装,可他们几位还穿灰色棉军装,特别显眼。

我在采访中,许多人都提到了李豫,说“这个小伙子特别聪明、能干、勤奋。”他当时专门负责傅继泽的口头翻译。每次在操场上放苏联电影,他都热心地给大家当翻译。

然而,后来他却命运多舛,受尽磨难。

1954年6月,潜艇学习队完成学习使命后,李豫被调到青岛四海校(潜艇学校前身)战术教研室当教员,教潜艇指挥课。学习队这批优秀翻译,后来基本上都调到院校当潜艇专业技术教员,他们在老虎尾三年,不仅完成了翻译的本职工作,同时也都分别学到了一门专业。

1956年6月,李豫到南京军事学院海军系进修,进修结束后,他又到青岛五码头一艘护卫舰上当实习副长。当时,海军选调了一批舰艇的副长准备送苏联海军学院深造,李豫也是人选之一。

1957年6月,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开始,出国之事暂缓,李豫回海校参加运动。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竟会被划成“右派分子”,说起缘由,荒谬至极!

校翻译室翻译黄六三,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学生时代,受进步思想影响,宣布与家庭决裂,后跑到解放区参军入伍。他也是潜艇学习队的翻译,比李豫晚几个月调到四海校,两人关系密切。1956年“肃反”时,黄六三莫名其妙地成了“中统特务”,尽管后来查无实据,又说他态度不端正,不仅不给他授衔,还确定他转业。李豫也是他专案组成员之一,觉得这件事太荒唐。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前,号召“大鸣大放”。此时,黄六三还没离开部队,借机“鸣放”,四处申诉,认为组织对自己的处理不公。李豫也放了一“炮”,建议领导应该找黄六三好好谈谈,减轻他的思想包袱,以便使他转业到地方以后能安心地工作。“反右派”斗争一开始,黄六三罪加一等,变成了“反党小集团”头目,被开除军籍、开除公职,判处劳动教养四年。李豫成了“反党分子向党进攻的帮凶”,继而被划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军籍。

二十四岁,正是“青春万岁”的年龄啊!李豫被发配到山东最穷的地方之一临邑县劳动改造。党籍没了,军籍没了,连谈好的女朋友也分手了。一时,李豫陷入了绝境之中。他先在一家生产小农具的铁业合作社当统计员,一名堂堂的潜艇专家,整天与打镰刀修锄头的铁匠们在一起。好在这些厚道的师傅们,用善良与正直慢慢温暖了李豫那颗冰冷的心。1959年“摘帽”后,李豫到县一中当老师。直到1987年父亲病危期间,才调到北京广渠门中学。

我没有想到李豫对这段不幸的遭遇,竟然是如此的豁达,他我们要共同做好面对种种困难的思想准备,但是,共产党人不怕困难,而且可以战胜任何困难!说:“每次回天津、北京看望父母,沉默寡言的父亲,总是那句话:‘要相信党和人民,千万不能自杀!’我让他老人家放心,我说老百姓对我好着呢。在县里教了三十年的书,教出了一茬又一茬的学生,有的当了县长,有的当了教育局长,还有当医院院长的。老区人民很淳朴,对我都特别好,听说我要调走,都非常舍不得……如果不是为了回来照顾父母,我会一辈子待在那个小县城里。”

李豫依然特别怀念在潜艇学习队的那段日子,他说:“当时在俄专,听说要调我们几位到海军工作,简直是高兴坏了,同学们也非常羡慕。海军派车去接我们,先到干部部报到,当时干部部在西观音寺。然后就去司令部翻译室帮忙。对了,傅(继泽)司令员的档案就是我翻译成俄文的。一边翻译他的简历,我还一边在心里思忖:这位领导真不简单,年纪不大,却已身经百战。没想到不久后,他成了我们学习队的队长,带领我们苦学三年,创建了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

李豫陷入了沉思之中,片刻,他又说:“……过了半个来月,终于得知我们也要去苏联学潜艇的消息,既感到神秘又觉得兴奋!我们也搬到前门玉升店,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傅司令员,印象很深刻,他个子不高,很壮实,脸膛黑里透红,说话干脆利落。让人不敢相信的是,他才刚刚三十二岁,两鬓却已经有些灰白了,那是让战火硝烟给染的……”

李豫还记得傅继泽看望他们几位学生兵时,说的几句话:“我们即将去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们特别欢迎也特别需要像你们这样的有文化的青年。我们要共同做好面对种种困难的思想准备,但是,共产党人不怕困难,而且可以战胜任何困难!”

采访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当事人的采访,尤其重要。

我还记得二十年前在创作反映乡村教师的报告文学时,曾采访了海南省乐东县永明乡抱邱小学校长黎新王,这位三十六岁的山村教师身患癌症,却一直坚持在讲台上。在黎老师那一贫如洗的宿舍里,我发现小桌上摆着两盏煤油灯,一盏大些,一盏小点。我问他:“为什么要准备两盏煤油灯?”黎老师说:“这盏大的亮一些,只有在备课、批改作业时才点;这盏小的,一般照明用。”我的心猛地一震,这位用自己的生命为山村的教育在做最后奉献的教师,却连亮一点的煤油灯都点不起……

报告文学发表后,许多读者都被“两盏煤油灯”这个细节打动了。而这个细节,如果不是深入的采访是无法发现的。

翻阅华东军区海军的历史,都会读到这个细节:1949年4月23日,在江苏泰州一个叫白马庙的小镇,张爱萍召开了海军成立的第一次会议。参加者算上张爱萍一共是五名干部,另外,还有八名战士。

这八名战士姓甚名谁,是干什么的,华东军区海军现存的史料以及张爱萍传记等,都没有记载。

那天,在采访潜艇学习队四艇水手长徐永久时,他突然冒了句:“我当过张爱萍司令员的警卫员,参加过4月23号海军成立的会议。”

我生怕自己听错了,连忙问:“您说的是1949年4月23日,在白马庙召开的华东军区海军成立会议吗?”

“是的。”

“您?”我还是有些怀疑,又问了句,“当时一共是八名战士,他们都是干什么的?您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徐永久略微思考了一下,说:“我记得我们十三个人,当时一共是三辆美式吉普车,一辆是张司令员从天津开来的,还有两辆是三野新拨来的,这样等于有三个驾驶员;有一个我们叫他小田的,是张司令员的勤务兵;剩下我们四个是警卫员,我记得有个叫王贵存,还有一个叫卢金雪,另外一个记不得了。”

我问:“还记得当年开会时张司令员都说了些什么吗?”

徐永久说:“张司令员主要讲为什么要组建海军,我们国家有着辽阔的海岸线,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侵略,几乎都是来自海上。新中国成立以后,如果没有强大的海军,人民政权就难以巩固,帝国主义还要欺负我们……张司令员还讲到,我们现在这十三位同志是人民海军的第一批成员,我们的队伍将很快扩大……当时,大家听了都特别振奋。”

我问:“ 后来,您怎么又去学习潜艇了?”

徐永久说:“这个问题说来话就长了。”

1930年9月19日,徐永久出生于山东乳山夏村镇台依村。从记事起,他就深深感受到贫穷的滋味了,家里只有一亩薄地,一年中有半年要吃地瓜叶、芋头叶和萝卜叶。上有哥哥姐姐,他最小,父母就想让这个小儿子能识几个字。他在村里断断续续上了五年小学,以后便休学回家帮助父母种地、割猪草。

1945年抗战胜利,家乡也解放了。徐永久的哥哥在区武装部当副部长,把他带到区中队当通信员。干了一年,又到县独立营当通信员。他还记得先是发给他一支叫“马步枪”的步枪,后来,又换成胶东军工厂出的“七九步”步枪。1947年7月,县独立营并入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警卫营,徐永久先在营里当文书,后来,又被提为副排级文化干事,参加了即墨、古河、七家铺、澳山卫等战斗。

1948年9月,济南战役结束以后,徐永久调到纵队司令部警通队三班当班长。张爱萍从苏联养伤回国,到了三野,徐永久被调去给他当警卫员。

徐永久还记得,华东军区海军成立后第二天,张爱萍便率领全部人马离开白马庙,渡过长江,直赴江阴。三天前,国民党海军江阴要塞区已经起义。他们一是去接收起义部队,二是集中编入海军的陆军部队。根据三野前委决定,首批编入海军的部队是三野直属教导师师部及一个团,野战侦察营和苏北海防纵队,共有四千余人。4月28日,在江阴隆重召开首批编入海军的各部队大会。张爱萍在会上宣布建立华东军区海军领导机关及任命名单。自此,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增加了一个新的军种。5月27日,淞沪战役结束,上海解放,张爱萍即率领海军机关于次日进驻上海。

7月里的一天,徐永久被叫到了张爱萍办公室。

一进屋,张爱萍就说:“小徐啊,你不能再在我身旁干了,再干下去就没出息了!”

徐永久一时没有明白张爱萍话中的含义,连忙说:“首长,是不是我干得不好,您不要我了。”

张爱萍笑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趁现在年轻,你们应该赶紧去学点技术。”

徐永久说:“我愿意在首长身边干。”

张爱萍用手指点着他,“你能在我身边干一辈子?”

徐永久回答道:“我愿意在首长身边干一辈子。”

张爱萍说:“海军正是最需要人才的时候,我想送你们几个警卫员去海校学习,将来上舰艇,当一名真正的海军。”

一听要去海校学习,徐永久高兴了。不过,他又说:“我们走了,谁来给首长当警卫员?”

张爱萍说:“这个问题好解决。先找几个新战士,当一两年警卫员,以后再送他们去学习。”

两天后,徐永久被派到南京海军学校二大队学通信(信号)。学了两个月,原国民党海军“长治”舰起义,停靠在南京下关码头。当时,有关部门紧急从海校调了三十二名学员上舰,帮助维持舰上秩序,徐永久也在其中。为了躲避国民党飞机轰炸,“长治”号第二天便离开南京,顺着长江往武汉驶。走到安庆附近,接到通知,让就地靠岸,搞伪装,还让几位战士临时学习高射炮的使用。第三天凌晨,徐永久他们早早就上山砍柴,准备做伪装用。八点多钟,两架国民党飞机,发现“长治”号后,开始对它进行轰炸。“长治”号一边规避航行,一边用高射炮反击。当夜,“长治”号返回南京,在燕子矶附近,打开海底门自沉。

1949年底,徐永久结束了在海校的学习,被分到“洛阳”舰当信号班长。

1950年4月初,他接到了赴北京执行任务的消息,当时,他不知道要去执行什么任务……

苏联海军首席顾问库茨民终于将审定过的潜艇学习队的名单退回来了。

干部部任免科长丁田将名单交给傅继泽,他见有几个人名字后面打上了红“×”,马上意识到这几个人肯定是被苏联顾问“刷”下来了。他不懂俄文,问丁田:“谁被‘刷’下了?”

丁田说:“一共被‘刷’了五个,包括我们准备作为三号艇艇长的袁斝承同志。”

傅继泽一听急了,“什么?袁斝承被‘刷’了?”

“是的。”

“为什么?”

丁田说:“库茨民觉得他的出身太复杂了。”

傅继泽说:“什么叫出身太复杂,他了解情况?还是我们了解情况?”

袁斝承是傅继泽的部属,第6舰队“西安”舰的代舰长,傅继泽对他当然了解。袁斝承,天津人,袁世凯的第四代重孙,他的祖父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传奇色彩、曾有“京城四公子”之一称谓的袁克文(袁世凯次子),其父亲是袁克文长子袁家嘏。袁斝承十七岁受骗入汪伪海军刘公岛练兵营。1944年刘公岛海军官兵起义,他随起义部队参加了八路军。进而进军东北,先后在辽南纵队二支队一团、牡丹江军区二团参加了吉林、长春战役。在长达三年的战斗中,曾多次立功受奖,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袁斝承所在的四野第10纵队独8师3团,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北平、天津解放后,他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公安部中央警卫师,袁斝承任师司令部管理股长。调海军后,他从头开始,刻苦钻研海军技术,很快成为副舰长、代理舰长,是陆军干部中的第一批海军舰长。

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袁斝承的叔叔,著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袁家骝、婶婶吴健雄夫妇时,说:“你们袁家四代人,第一代是政治家;第二代是文学家;第三代是科学家;第四代是共产党员。你们袁家真是一代比一代进步了!” 第四代共产党员指的就是袁斝承。

傅继泽对丁田说:“袁斝承同志虽然出身不好,但他经过党的培养,经过长期的战争考验,已经脱胎换骨。到海军这一年多来,他已经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海军技术基础,所以我们才把他作为艇长的人选。苏联顾问把他‘刷’掉没有道理。”

丁田想了想,说:“我们再想想办法。”

傅继泽找到了肖劲光司令员,反映了袁斝承被“刷”的问题。肖劲光态度非常明确,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是讲成分,不搞唯成分论,重在表现。我们有许多先烈出身于大地主、大资本家家庭,但他们背叛了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他答应让干部部长和参谋长与苏联顾问再沟通一下。

消息传来,苏联顾问工作没有做通。

傅继泽决定亲自去做做工作。他带着翻译张家驹来到北新桥军委第二招待所,找到库茨民。

库茨民听说傅继泽是来为袁斝承说情的,马上说:“我已经跟你们的参谋长和干部部长说过了,这个人我们不能要。”傅继泽又向库茨民介绍了袁斝承的情况,特别是他到海军这一年来的表现。傅继泽说:“我们海军建设正是最需要人才的时候,实践证明,袁斝承同志是位难得的人才。”

库茨民摇着头,只顾自己喝着咖啡。

傅继泽显得非常的耐心,“顾问同志,你们到底为什么不要袁斝承参加潜艇学习队呢?”

库茨民放下手中的杯子,说:“傅,其实你们比我了解情况。袁斝承的曾祖父袁世凯是个旧军阀,曾经一度还当过皇帝。我们苏联军队不培养中国皇帝的后代!”

原来根子在这里。

傅继泽解释说:“顾问同志,袁斝承同志是袁世凯的重孙,这没有疑问,不过,袁斝承出生的时候,袁世凯早就去世了。更重要的是,袁斝承已经用自己的革命行动,证明他是那个皇帝家庭的叛逆者。”

库茨民摇了摇头,说:“尽管袁斝承出生的时候,袁世凯去世了,但你能说他不是袁世凯的重孙吗?你能说清楚他们之间没有一点关系吗?”

这下把傅继泽问住了,他没想到库茨民会是如此固执。

傅继泽还想再解释,库茨民摆了摆手,说:“傅,这是个原则问题,没有再商量余地,我要为我们双方共同负责。”

傅继泽见库茨民把口封死了,意识到不能因小失大,不能因为袁斝承一个人的问题,影响整个学习队的工作。尽管心中不甚愉快,他还是向库茨民伸出手,友好地说:“再见,顾问同志!”

回到办公室后,傅继泽考虑该怎么做袁斝承的工作,袁斝承已经到北京报到了,再让他回去,实在是难以说出口。

犹豫再三,傅继泽还是把袁斝承请到自己的办公室。

袁斝承已经知道为了自己的去留问题,惊动了肖劲光司令员,罗舜初参谋长都亲自打过电话。这时见傅继泽黑着个脸,觉得情况肯定不妙。

袁斝承问了声:“参谋长,没通过吧?”

傅继泽叹了口气,说:“我没有想到这个苏联人的脑子怎么会是一根筋儿呢?”

袁斝承反倒劝起傅继泽来,“参谋长,我知道领导为我的事已经尽到心了,不能去学习潜艇,虽然感到遗憾,但我回原单位以后,还会继续努力把工作做好的,不会为这件事影响情绪,请首长放心好了。”

傅继泽为部属的通情达理,十分感动,他说:“谢谢你的理解啊!这样吧,你来一次北京不容易,我批准你几天假,你好好玩两天,再经过天津老家去看看亲人。”

“不了,”袁斝承说,“舰上人手少,任务重,我明天就回去!”

袁斝承后来曾任东海舰队6支队副大队长兼“开封”舰舰长,1955年进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战术教员。1963年,调海军指挥学院,继续担任战术教员。1966年转业到上海市工作。

吃一堑,长一智。傅继泽对丁田说:“这件事都怪我们自己缺乏经验,干部档案是我们填写的,我们太老实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点善意的‘欺骗’?写什么,不写什么,应该由我们把关,这样才能掌握审干的自主权。”

袁斝承去不了,只好临时换人——接替他的是海军司令部作战处的参谋张继业。

张继业一定没有想到,等待他的会是一场惊涛骇浪!

扬起风帆

春风浩荡,春水澎湃。

该扬起风帆了。

二百多名水手跃跃欲试,只等着船长那一声“起航”的号令。无论是去海参崴,还是列宁格勒,反正是要和苏联人打交道了。这不,领导还专门请了人,教大家吃西餐:餐巾要别在领口,要左手拿叉右手拿刀,用餐时餐具不能碰响,等等。刚刚从战场走来的这群年轻军人,当年谁吃饭不是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有人说:打淮海那会儿,从支前老乡手里接过煎饼大葱,边吃边急行军。一卷煎饼吃完,能跑出好几里地,顺带着还能俘虏黄伯韬的两个排。现在,吃饭还要人一招一式地教,弄得精神特紧张。以后每天吃饭都要像“演戏”一样,谁受得了?

军需官要求每人准备一只旅行箱,还明确要求:除了刮胡刀,还要准备好小镜子、擦鞋油和牙刷牙粉。有人就说:这苏联军人哪,特讲究个人卫生,每天刮胡子,脸蛋干干净净,皮鞋锃光瓦亮,还要天天用熨斗熨军装。有人就给大家鼓气,说:对!咱也不能显得太“土包子”,不能给中国军人丢脸!

4月初,海军首席苏联顾问库茨民正式通报中方,潜艇学习队的培训地点原拟定在苏联太平洋舰队的驻地海参崴,现改为太平洋舰队驻中国旅顺海军基地旅顺口(当时旅大地区由中苏两军共管)。这样改变的好处是:第一,在中国国土,离海军首脑机关近,便于沟通情况,及时得到指示和帮助;第二,避免长途跋涉和异国驻扎,可节省许多经费;第三,在中国海区进行海上训练,便于熟悉自己未来活动海区的水文、地理、气象等情况;第四,旅顺基地是太平洋舰队的一级基地,设备齐全完好,在那里训练和在苏联国内训练条件完全相同,培训效果也将一样。中方赞同苏方意见。

海军党委正式下达了潜艇学习队的编组方案:设立1个队部,下辖4个艇队。任命了第一批干部:

队长兼政治委员:傅继泽;

副政委 :刘恒(原烟台炮校大队政委、正团级);

参谋长:张虎臣(原上海警备区团长);

副参谋长:田里(原研究所所长、副团级);

(以后又增加了副队长李克明、基地长罗戎疆)。

航海业务长张明龙、项学成;鱼雷业务长游永胜;通讯业务长周忠振;声纳业务长杨景昌;机电业务长叶楠;化学业务长陈叔韩;枪炮业务长王太远。

一艇艇长辛福源、政委陈克东、副艇长戚贵峰;

二艇艇长刘蕴苍、政委兼副艇长傅永康、副政委高振家;

三艇艇长张继业、副政委王金昌(后张鼎铭为政委)、副艇长施志超;

四艇艇长胡介山、政委王森喜、副艇长李国安。

潜艇学习队组建了队党委,傅继泽为书记,刘恒、张虎臣、田里为委员,后又增加了李克明、罗戎疆、崔景波、张继业、胡介山、陈克东、傅永康;艇及队部设支部,艇政委为书记。

学习队队部内设业务长组、翻译组、教员组、军需组,由基地长黄德功负责。

从艇长到士兵,年龄在十六到二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从小学到大学都有,初中居多。艇以下干部,有一半以上是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营、连、排三级指挥员。士兵有四分之一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士。

4月中旬,潜艇学习队调集组建完毕,待命出发。

一天下午四时许,几辆敞篷卡车把学习队全体官兵,拉到天安门城楼以西的中山公园——当时,海军机关还没有集中的办公地点。今天,这片寂静的松林成了临时会场,学习队官兵换上刚刚发下的海军布军装,整齐地坐在古柏树下的草坪上,静候海军首长的接见。

不多时,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副政委刘道生、参谋长罗舜初,在傅继泽陪同下,来到公园里。

刘道生副政委代表海军党委和首长讲话,他一口湖南乡音,讲话斩钉截铁。他从清朝政府的腐败讲起,说到了慈禧太后不顾国家民族的安危,拿建海军的银子去修颐和园,供自己享乐。说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一直讲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接着,他又讲到了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插手台湾,出兵朝鲜,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他说:党中央、毛主席从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下决心建设强大的海军。今天和大家见面,我感到非常高兴。你们是从全军选调出来的优秀的干部战士,你们将组成学习队,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建立起一支我们自己的潜艇部队。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情。

刘道生在分析组建潜艇部队有利条件时,掰着手指头说:“第一,有苏联老大哥的帮助。苏联海军潜艇数量占世界第一,质量好、技术先进。有他们的具体帮助并且卖给我们潜艇,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第二,我们的国家大,能够买得起大批的潜艇,而且能从苏联买到最好的潜艇。第三,我国有许多优良的港湾,如旅顺、威海、青岛等,可做潜艇基地的地方很多。有了以上的有利条件,又有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给我们撑腰,以及海军党委的正确领导,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创建自己的潜艇部队。”

讲到这儿,刘道生放慢语速,一句一顿地说:“让我再重复一遍:大家此去,是‘领袖所嘱,全军所望,全民所托’。每个同志都必须牢牢记住这几句话,用以自勉。”

一番话,说得大家热血沸腾,一种庄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

为鼓励大家好好学习,海军首长还特意给每位学员赠送了一支上海“大金星”钢笔,这在当时,可是个很有“派头”的物件儿。接着,海军首长设宴为学习队壮行。

一走进餐厅,学员们都愣住了。只见几十张铺着雪白餐布的大圆桌上,刀叉交错,杯光碟影。待大家都入座了,王宏坤副司令员笑着说:“今天我第一个带领你们‘实习’,科目就是吃西餐。以后,你们每天都要吃西餐了。大家不要皱眉头,不会吃洋饭,饿着肚子,怎么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来,先把这些沙……对啦,这是不是叫沙拉来着?”

傅继泽在一旁说:“看来,首长也不经常吃西餐?”

王宏坤笑了:“都是 ‘土包子’出身,哪会吃西餐?”

他让身旁的服务员给大家讲解盘子的摆法,刀子、叉子的用法。

有一名战士问服务员:“吃西餐,桌上为什么还放一小碟一小碟的肥皂?”

服务员客气地解释说:“那不是肥皂,是抹在面包上吃的黄油。”

大家哄堂大笑。

红菜汤、牛肉饼、烤猪排、罐焖鸡、炒饭……

学员们第一次 “开洋荤”,有人左手的餐叉不听使唤,有人不知先吃哪道菜好,大家七手八脚,热热闹闹,忙忙碌碌,出尽洋相。

这天夜里,小旅店热闹极了。熄灯哨虽然早就吹过了,但学员们都兴奋得睡不着,三三两两地小声交谈着。海军首长那句“领袖之所嘱,全军之所望,全民之所托”的嘱托,字字重千斤。这支年轻的队伍,像蹲在战壕里盼着总攻的冲锋号吹响一样,急切地盼望着学习生活的开始,每人都暗暗下了决心: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1951年4月25日清晨,出发的命令下达了。

根据保密要求,铁路部门专门提供了全部为硬席卧铺的直达专列。肖劲光、王宏坤、刘道生等海军首长都到车站送行。

肖劲光再次叮嘱傅继泽:“你们到旅顺去学习,只准学好,不准学坏;只准服从,不准反抗。”

一声汽笛响过,肩负神圣使命的潜艇学习队悄悄离开北京站,向东北进发……

编辑:海军分社